老祖宗真有心，给后人安排了这么多节日，好吃又好玩。这么多传统节日里，除了中秋团圆饼，就惦端午的粽子香。这种香带着甜，和着家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关中农村的日子过得紧巴，每个节都会被巴望好些天。小满一过，日头乍热，使劲地给麦子灌浆。望着一天天饱满、一天天变黄的麦子，丰收在望，农民们心中无限喜悦。粽子就在这个时候如约而至。心急的妇人早早把隔年攒下的粽叶取出来，晒洗一番，准备停当。孙家湾处在低洼地带，村口有许多涝池，不知从哪朝哪代就长出了苇子。在一个大早晨，跟着二娘去采苇子叶。苇子从岸边一直长到水中，靠岸边的已被早来者采个精光，苇子秆一根一根像脱毛的鸡腿。大人们小心地用木棍够着水中的一枝，拽过来，交给帮忙的孩子稳住，他们再弯着腰，一片一片地采。人没法靠近，只能拦腰开采，采下的叶子不那么完整。从半晌一直采到午后，饥肠辘辘，勉强有一小篮，两个人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

新采的苇子叶又硬又脆，必须在水里泡上一泡，变得柔顺起来。然后，把三四片捋在一起，从根前十几分处折起来，一组又一组，整齐地叠在一起，用石头压着。压上一晚上，就可以把它们放进大锅里蒸。原本只是新叶要蒸，后来有些讲究的人也会把老叶子一并蒸了。火在下边烧，汽从锅边冒，开始是青草味，进而就有了粽叶香。在外忙着耍的孩子闻到这味儿，就开始三番五次进屋打探，看什么时候开始包粽子，能吃上一嘴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长安平原地带还种稻子，出产的桂花球在省内闻名，后来却不种了。虽然平时很少吃大米，但家家户户都会存上一些糯米，留着包粽子。端午前一两天，人们会把存米拿出来，在太阳下晒一晒，透透气，放在水里泡一泡。

从虎大妈那时有60多岁，身体瘦小却精力异常旺盛，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她都会主动上门，忙上几天。端午前那几天，她总是一家又一家地跑，掀开你家泡米盆的盖子，水太凉或者水温高都不行，她会一一叮嘱。这么一圈过去，谁家什么时候可以包了，她心里都清楚。

一盆泡好的米，一碗泡好的枣，旁边一叠泡好的苇叶，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坐在旁边，把正中的位子留给从虎大妈。她来了，直接坐下，左手心里摊开苇叶，用右手卷个三角形的小桶，左手握住了，右手开始往里装米。她的手不大，抓一把米垫底，再放两个枣，再抓一把米盖顶，不多不少刚刚好，然后用余出来的苇叶把米盖住，顺时针把苇叶梢绕起来。这时，她腾出右手，取一根泡好的稻草绳，把草根放在嘴里，用右手绷直了，左手把包好的粽往草绳上一放，两手配合，三下五除二就系好了，再扔到空盆里。

看着容易做着难。从虎大妈示范完毕，我们就动手来包。我们仨各出各的洋相，就是弄不到一起，有时会把叶子全搞散了。从虎大妈耐性好，把苇叶捋好放到我的手里，手把手地教我卷好小桶。抓米放枣时，先抓一小把米，看着不够，再抓一小把，结果多了。只好再往外抓，不小心又少了。如此反复，十分搞笑。最好玩的是给粽子系草绳。有时不小心把稻草拽断了，有时没拿捏准，一头长一头短，系不上，有时转成了一顺顺，没法打结，有时甚至会把手指头也绕了进去，让粽子长在手上。洋相很多，笑声不断，却是一年中少有的开怀时刻。

孩子多了热闹，干起活来利索。这边还在包，那边二姐早已把锅烧开了。开水冒着热气在翻滚，似乎在催着粽子早点下锅。我们的心情也是如此，上一年的粽子味已经忘了，眼前这一口还不知道什么味。终于，粽子下锅，灶里只能烧稻草，用绵火慢煮，让大米、红枣和苇叶慢慢融合到一起。灶台上乳白色的水蒸气慢慢升腾起来，中间夹杂着逐渐浓郁的粽子香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几个谁都不会再出门，简直就是咽着口水等着吃。印象中，早些年都是傍晚才开始包，煮上一夜，到端午当天的早晨才能吃。后来，不那么讲究，包的时间也就各家随意了，有的人家提前一两天就飘出了粽子香。煮好的粽子要焖上一段时间，具体多长时间，要看各家女主人的心情了。二娘是个急性子，不大讲究，她家的粽子总是早我们出锅。母亲总以为多焖一会儿味会更好，常惹得我们不开心。

盼了多少日，忙了两三天，一年一度的粽子终于拿到手上了。烫，解草绳时又急切又怕烫，常把粽子弄得在案板上跳。好不容易解开绳子，剥开粽叶，看到雪白的粽子，嵌着两颗大枣，口水忍不住流了出来，却不敢贸然下口。那时有个新女婿吃元宵的故事很流行，说他心急，一口吞下，合牙一咬，滚烫的元宵粘在牙上，半天掉不了，硬是烫死了两颗牙。只好边吹边等，边等边看，忍受诱人的折磨。差不多凉了时，用筷子插进粽子里，挑起来，就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地开吃了。那个香，那个甜，那个满足，现在再也体会不到了。我们还在吃时，母亲已把剥下的粽子叶收拾起来，把上面粘着的米粒一点点吃净，再把粽叶洗好，晾起来，这是为下一年预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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